网站首页 >> 新闻中心 >>诗苑杂谈 >> “直说”与“暗示”
详细内容

“直说”与“暗示”

时间:2014-09-03     

“直说”与“暗示”

张国鹄

曾经听一位老诗人说:“只有暗示性还不一定成就一首好诗;但,一首好诗,必须具备暗示性”。对这话,当时我深信不疑。后来经过反复思考,觉得此话还有待商榷和辨析。这句话,前半句在理,符合事实:比方谜语全用暗示但它决不是诗,这是不争的事实。即以“诗谜”而论,虽全用暗示也合辙押韵,但它也只具备诗的“外壳”,而短缺诗的“内核”,当然也不是诗,更遑论“好诗”。这话的后半句则显得有些武断,陷入了哲学上的“绝对主义”的泥淖:故而不独理论上站不住脚,同时也经不起事实的反驳。先看陆游的《示儿》: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全是直抒胸臆,哪来“暗示”?然而,燃烧在诗篇中的爱国感情却是那么深沉、执着,哪个读者不会被那种对国家一往情深、九死不悔的精神所强烈感染?无怪乎前人盛赞其“率意直书,悲壮沉痛,可泣鬼神”。(贺贻蓀《诗筏》),谁说这不是好诗?又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全是议论,也远离“暗示”。然而,字里行间流淌着对自由的无限热爱和崇高的人格理想,不知感染了多少志士仁人,激励他们为神圣的自由、为实现自我生命价值而奋斗不息,谁又说这不是好诗呢?这种“一泻无余”的“奔迸的表情法”(周振甫《诗词例话》),其实,早两千余年前的《诗经·黄鸟》即已开其先河:“彼仓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语译:苍天啊苍天!我们好人一个不留!如果准我们赎他的命,拿我们一百换他一个。)直率地表达了秦人对“三良”的惋惜和对暴君的憎恨。用情真挚、感人肺腑。而要宣泄这种“白热化”的情感,依靠“暗示”显出的“含蓄”,恐怕也无济无事了。行文至此,我想起了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一句名言:“直说即破坏,暗示才是创造。”当然,从强调诗需“含蓄”这一点看,这话总的倾向是正确的。因为“含蓄”毕竟是诗最重要的审美特征。而“暗示”则是实现“含蓄”极为重要的艺术手段。然而,肯定“直说即破坏”这就失之武断,也与某此事实不符。例如上引陆游《示儿》、裴多菲《自由与爱情》和《诗经·黄鸟》不都是“直说”吗?它们“破坏”了什么?且千百年来众口流传,获得永恒的艺术生命。这不是“创造”又是什么?

《示儿》、《自由与爱情》、《诗经·黄鸟》,皆一吐为快,绝无“暗示”,为何获得永不枯竭和美感魅力?这就很值得深入探究。窃以为最根本的一点是因为他们都具有诗之为诗的深层内核:“情感”。古人云:动天地,感神鬼,莫近乎待”(《毛诗序》)那么用什么“感天地,泣鬼神”?当然只有人的感情。故而古今中外诗论家众口一辞都阐述过这个原理:严羽说:“诗者,吟咏性情也。”闻一多认为,“诗是被热烈的情感蒸发了的水汽之凝结……”别林斯基则强调:“没有情感就没有诗人,也没有诗。”,由此可见,强烈情感的喷发,才是诗之为诗最本质的美感特征。   只有这一点的“有、无”和“强、弱”才能决定诗的优劣高下,至于“暗示”,作为艺术手法,虽也重要,但绝对不能由它决定诗的好坏,这是显而易见的。

通过以上辩析,还可以进一步推论:诗固然需要“暗示”,但一定语境下自然也允许“明言”。诗,其实是“半明半暗”,“明暗融汇”的艺术。或者说,诗既需要“含蓄”,也并不一概排斥“明快”(明朗)。对这一点古今诗论家亦多有论述:唐代司空图说:“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与极浦书》)。“可望”即指明快,“不可置于眉睫之前”当指含蓄。清代陈廷焯说:“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可一语道破。”(《白雨斋诗话》)。其中“若隐若现,欲露不露”是对含蓄与明快有机结合最准确的概括。当代诗论家李元洛讲得更清楚:“明朗而不含蓄,明朗就成了一眼见底的浅水沙滩;含蓄而不明朗,含蓄就成了令人不知所云的有字天书”(《诗美学》)诸家强调的都是“暗示”与“明言”的巧妙结合、辩证统一。这种理念完全符合艺术辩证法,也体现了我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中和”。在这种文化理念和美学思想的指导下,中国诗史上不知诞生了多少脍炙人口的诗作,试举二例:先看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诸弟》: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适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一、二句两个“异”字,倍觉凄凉。一吐为快,明朗之至。三、四句,“不直说兄弟忆我,我忆兄弟,偏说遍插茱萸,少我一人,悲怀自见”(喻守贞《唐诗三百首详析》),暗示得妙。再看鲁迅的《答客诮》: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菸菟。

前两句用反问句明言“豪杰有情,丈夫怜子”,痛快淋漓,富含哲思,且暗用《战国篇·赵策》“触詟说赵太后”典故,颇见文化积淀,明快中藏暗示。后两句用“猛虎顾儿”的生动形象进行暗示,从而加强了“豪杰有情,丈夫怜子“的情味,极饶神韵。全诗明暗互补,虚实结合,诗情哲理,熔于一炉,确是好诗。

有了以上“明暗互衬,虚实结合”的理论准备,这就为我们对下面一个作品展开审美思考,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请看温庭筠的词《望江南》: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肠断白蘋洲!

美学家朱光潜对此词评价甚高,认为“此乃言情之极品”,但同时亦挑出白璧之微瑕:“收语微近于显(直露),如把肠断白蘋洲五字删去,意味则近觉无穷”。(《论诗》)对此,初听,感到似乎有理;细思,觉得还有待商榷。诗,既是“半明半暗“、”明暗融汇”的艺术,那么“微近于显”有什么不好呢?何况这“显”还是“微”的呢?况且,这“显”也是从“隐”中透出的。试细细体味:“肠断白蘋洲”啊,洲上白蘋萋萋,触景伤怀,更撩思妇愁绪,怎不令人伤心断肠?“断肠”一词实有水到渠成之妙。“断肠”者,“言悲伤之极也”(见《辞海》),诚然“微近于‘显’(直露)”,然而,这不是“奔迸表情法”吗?且古已有之:白居易“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长恨歌》),古乐府“陇头流水,鸣声呜咽。遥望秦川,肝肠断裂”(《陇头歌》)不是千百年来一直激起人们的审美注意吗?总之“肠断白蘋洲”一语,有意有象,明暗结合,颇绕诗味。它不但不是“蛇足”,而且是矫健有力的“豹尾”,宛如乐曲终了的“重拍”,具有强大的美感冲击力,是那样扣人心弦!那么,为什么要将它删去呢?美学家的审美判断,必然有其美学理念作支撑。我想朱先生在这里撑起的应是“神韵”说的大旗,旗上赫然闪出八个大字:“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就是美学家追求的最高美学境界。

无独有偶。由于对诗的“明暗”辩证关系理解有误,而把“豹尾”当“蛇足”乱砍的,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还有更为典型的一例。请看李白《子夜吴歌·秋歌》: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王夫之特别欣赏前四句,认为是“天壤间生成好句,被太白拾得”。(《唐诗评选》),据此,一味热衷“暗示”者提出“删去末二句,更觉浑含无尽”。(田同之《西圃诗说》)是的,前四句可以单独成篇,然而,那样只表单纯的“闺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孤立地看,自然显得有些“直露”。但它非常符合语境。就是说,它决非无端拔高,而是在细腻地抒写“闺情”后的升华,是蓓蕾在和煦春风中的自然绽放。因而极为有力地表达了普通百姓对战争的极端厌恶、对和平生活的强烈希冀。较之单独成篇的前四句单纯抒写小天地的“闺情”,境界要阔大得多,具有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由此可以认定,这两句绝对是诗篇的有机部分,而且是有力的“豹尾”,怎么能随意将它砍掉呢?“诗仙”倘泉下有知,定将忿然高呼:“刀下留情!”


技术支持: 建站吧 | 管理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