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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的科学认知与科学发展

时间:2013-11-21     

诗词的科学认知与科学发展

——树立当代诗词的科学发展观

李同振

中华诗词业已复苏,人才辈出,诗书如林,令人欢悦。当代诗词要不要发展?如何发展?如此重要的课题摆在我们面前。

刘勰早在《文心雕龙》之通变第二十九指出:“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寓意诗词创新之要。中华诗词需要在继承基础上创新发展。充分认识诗词格律的科学性,明确诗词发展的必要性,树立当代诗词的科学发展观念,这就是我们应该作出的回答。

一、确立中华诗词的科学性。我们知道,劳动创造了人类。语言泰斗王力先生指出:“韵语的产生远在文字的产生之前。”(《王力近体诗格律学》)劳动人民早就创造了朴素的诗情韵意,而文字作为符号,作以记录和修饰。中华诗词之科学性,正是其语言和文字之固有特性所决定的。

汉语之称,源于汉族,亦源于汉朝。汉语的声韵与世界其他民族不同,以俄语和英语为例,大多词汇都标有其重音节,即声调只有重轻高低之分;而我们汉语则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声。我们的祖先发现汉语的声韵规律,发明了系列韵谱规则。汉代以前,古风占统治地位,押韵只求近似,此后诗韵渐严,唐韵共206韵,宋韵108韵,到公元十三世纪中叶产生平水韵106韵,元人周德清所著《中原音韵》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分为十九个韵部,入声字分别派入平上去三声之中。《中华诗词》刊发《中华新韵(十四韵)》,可喜可贺。正是这些汉语声律规则科学发展,使我们的语言声调更加抑扬顿挫,也使我们的诗章更加婉转动听。

在汉语基础上产生的汉字,更与世界其他拼音组合的文字不同。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演员扮演活字印刷模型展现了一个汉字——“和”,包含“和谐”“和平”“和睦”等意义的这一幕,让世人为汉字赞叹不已!传说黄帝年代,仓佶看到鸟兽的足迹而发明了文字,这就是所谓“仓佶造字”。一是汉字首先具有形象性,从产生开始就与自然形象密不可分,其中许多相形字,土地划分为“田”,二木为“林”,三木为“森”;二是汉字具有意态性,许多意形字,田加力为“男”,不正为“歪”,手分为“掰”;三是汉字具有独立性,是独居一格、各具一声的平面型方块字体,既可横写,也可竖写,即可从左,也可从右,选定诗词曲体裁后,一首作品即可占有相对固定的平面方位;四是汉字同时又具有联带性,本身蕴意不同的文字,可以组合多门类词汇,这就使得汉字进而具有一定的超时空性,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不断增加新的名词,许多国家忙于创造系列文字词汇,而我国则不然,只需从现有文字作以组合,电加脑为“电脑”,飞和船为“飞船”,等等;这是其它文字不能比拟的。汉字作为复脑性文字,认读充分发挥了大脑两半球的功能。以上应是汉语的突出优势性能之所在。我们的前辈发现了汉字的组成规律,发明了系列格律科学规则及词谱曲谱等,这就使我们民族的诗章更加规范稳定,也使我们的诗章更加精练动人。

正如李文朝同志在首届军旅诗词创作研讨会讲话所指出:“中国古代先贤在长期创作实践中所总结形成的黄金格律和声韵要求等艺术范式,是一门博大精深的知识。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中华诗词》2011年11期)何谓“科学”?《辞海》注释:“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而诗词正是有缘于自然、植根于社会的思维结晶体系。如果把每个字称为字元,把词语称为词素,人们就可以根据这些字词元素的特性加以科学规范化。正是发现汉语声韵和文字的客观规律,才能发明诗词的格律规则,从而调动汉字元素队列,演绎出系列的排列组合——这就是“中华诗词”。这就是从科学规律到科学规则的产生过程,这就是诗词格律科学性之所在,从一定意义讲,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把中华诗词视为一门语言科学,这在世界语言之林是独一无二和光辉灿烂的创举!

不仅汉语和汉字的产生与自然现象密切相关,诗词创作规则方式亦与科学有缘。“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是诗词创作的永恒话题。古典文学家周振甫先生在《诗词例话》指出:形象思维“就是用具体事物的形象来表达抽象的思想感情”。而我国当代科技泰斗钱学森先生“将灵感思维作为一种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等同并列的三种思维模式之一,就大大提升了灵感思维的地位。”(张其俊《灵感思维的审美特质与生发途径》)可见诗词创作与科技创造具有同理效应。诗词语言对仗、平仄对粘,或可从“对称论”寻到依据;“张力”应是物理学名词,其运用于诗词语言,“是语言在特殊组合时,所产生的内涵与外延的膨胀力”(刘庆霖《诗词语言张力初探》)。只要汉语存在,其声韵和文字的科学规律,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同样,格律作为科学规则,亦应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毛泽东主席在1965年夏的一个夜晚,曾对武汉市文联主席梅白说:“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们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造,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嘛!”(梅白《回忆毛泽东论诗》臧克家:《毛泽东和诗》)之所以“一万年也打不倒”,我想,“中华民族的特性”,理应包涵诗词格律客观存在的科学性,而真正的科学是不容易被打倒的!

二、明确诗词发展的必要性。诸多门类的科学,都是不断发展的;诗词作为中华语言文字科学,更应该与时具进,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前进。

事实上,从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乃至当代诗词,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诚然,不同时期,既有高潮存在,也曾出现曲折和弯路。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传统诗词几乎被扫地出门。胡适曾说五七言律诗表达不出高深理想与复杂情感,“今人应选今人之文学……今人之文学,当以白话文学为正宗。”(《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新青年》1917年第3卷)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胡适的潜意识里传统格律并未消逝,其晚年在台湾和美国特意编辑出版了《词选》专著。诗词格律根深蒂固,新中国诞生,在新诗曾一统天下的日子里,格律诗词依然生生不息。毛泽东诗词独树一帜,臧克家“我是一个两面派,新诗旧诗我都爱”,从聂绀弩等人的“牛棚诗”到“天安门诗抄”,广为流传。开放改革东风浩荡,中华诗词异军突起,当代诗词业已呈现初步繁荣大好局面。

马凯同志指出:“在看到中华诗词正在兴盛的时候,也要有危机感。”(2007年5月13日《致郑伯农先生》)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当代诗词既存在机遇,又面临挑战。据了解,在召开过不久的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上,诗词家并没有几把座椅;笔者曾向某些文学杂志投稿,人家明确回复:“对不起,本刊不接受旧体诗词”,已有上千年历史的传统诗词公认为中华国粹,却在当代文学刊物上难有一席之地,岂非咄咄怪事!目前,多靠诗社自办乃至自费苦苦支撑诗词刊物;诗词入史、入校园,入文化队列,入评奖系列等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坚持以新诗为“主体”,甚至把格律诗视为陈旧“糟粕”的人仍不鲜见;中华诗词的科学性,还有待进一步认识和宣传;诗词仍然是继承不够,创新不足,普及不够,提高不足。

就目前而言,仍然对继承和创新问题争论不已,一些人提出要全盘继承,复古泥古,更有个别刊物、格律诗词网站,对用韵、粘对、平仄格式、拗救等等,不可逾越雷池半步,并公开宣扬“以此为法”来征文评奖;另一方面,有些人认为,古典诗词在表达传统情态和感悟时长袖善舞,而传达当代的事物和感情却是力不从心,甚至提出“踢开格律”。而诸多诗词载体中,仍不乏脱离现实的孤芳自赏之作,或者盲目吹捧,天花乱坠;或者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现在,有些作者甚至初学者,盲目追求虚无缥缈,使读者一头雾水,不知所云,似乎非如此不显其深奥高超;有的作品,则一味因袭古文古典和僻词生字,恍如隔世,恨不得让读者抬出康熙字典来读,似乎非如此不显其精深高明。通过这些脱离现实的现象,可以透视其脱离科学之本质。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四化建设灿烂辉煌,人们对诗词的欣赏水平亦日见提高。诗词界存在的问题如何解决?诗词创作如何适应新形势?当代诗词发展的必然性突现在我们面前。

三、树立当代诗词的科学发展观念。

目前,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当代诗词的科学发展观念,与时惧进,推进诗词改革,开创诗词发展的新时代。

诗词的创新应与自然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王国维《人间词话》之六十指出:“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诗人应该从沉湎于案前灯下迈向自然,回归社会,吸取“思想新、感情新、语言新”的鲜活元素,写出反映新时代的不朽诗章。在战洪水、抗地震、赞奥运、颂飞天等重大题材中,当代诗词都不乏时代精品。而我们创作新时代气息作品时,亦要体现新时代语言。科学在发展,文字的声韵和意义也有所演变。先祖计时曾用“滴漏”工具,而现在机械表多被电子表代替;古代军旗称“大纛”,现代早不这样称谓。我们并不一概反对使用古字,如果描写古事古意,但用无妨,问题是描写现实的诗词作品“时漏”“大纛”仍时有可见,岂不有泥古之嫌?笔者作为我们诗社刊物主编审稿时,就曾把“时漏”改为“钟表”,把“大纛”改为“旗帜”,取得大家认可。我们高兴地看到,在描写现代农民推销产品,出现“鼠标一点卖全球”这类佳句,科学信息技术为诗词增光填彩,为之叫好!文字科学与自然科学相辅相成,文艺创作神秘,科技揭示秘密,探月工程揭开月球的神秘面纱,如果我们写嫦娥一号、天宫一号,如仍一味重复嫦娥迎接、玉兔欢迎之类语调,不免有失新意,应该在现代科技基础上创作新的神秘。笔者试图摆脱俗套,新写一首《飞船探月》:“难见翩翩舞袖颜,飞船彻悟广寒天。月球岂有琼楼殿,玉宇何无坎坷山?神话千年归旧梦,凡人一旦换新篇。婵娟万里情长久,犹约外星人共欢。”在我们诗社引起广泛共鸣。

诗词的创新应与新诗相结合。传统诗词与新诗各有所长。新诗往往比较明快,“注意选择表现角度,特别强调大胆想象,十分讲究时空错位,运用多种表现手法,尤其是意象化、陌生化等等。一般作品都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和现代意识……这些正是‘旧诗’的不足之处”(丁国成《“新诗主体论可以休矣》)新诗确实在反映新事件大场面方面有“短平快”的优势,也是诗词应该学习和弥补之所在。新诗和旧诗都是艺术,而旧诗多些技术,新诗少些约束;如果新诗也多些技术,旧诗也少些约束,也许更好些。有人把新旧两种诗体比喻为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其实,完全可以交汇组成多面形多面体,共同构建丰富多彩的中华宝藏。值得指出的是,元曲可衬字衬句,呈现一定的新诗元素,目前散曲创作日显活跃。一些方家借用现代新诗形式翻译注释古典诗词,新旧诗体结合,相得益彰。再看我们《中华诗词》的“新诗之页”栏目,新诗中时常可见格律的影子。诗人刘章、高昌联合出版了《白话格律诗》专集,在新诗中引入格律元素,引起人们关注。新诗旧诗优势互补,不久的将来,也许会风行新旧诗体之结合体。

诗词的创新应与民歌相结合。民歌,是发源于基层民众通俗流传的歌体艺术。在民歌基础律化而成的“竹枝词”早在唐朝就喜闻乐见,至今不衰;而元曲则是来源于少数民族的乐曲和民间小调的结合。我们的广西诗词界朋友曾提出“刘三姐嫁王力”之说,意在把民歌与格律嫁接,不无道理。广西乃至其他地域,出现许多民歌歌王,同时又是诗词的领跑人物。诗人刘章把民间“赶五句”“三句半”等通过格律调整,引入诗词领域,应是一大创举,现已一呼百应。《中华诗词》顺应形势,新年首期开辟诗体探索专栏,可喜可贺。笔者新出版的《同振诗词曲》诗集,亦把“赶五句”归纳其中,得到诗友欢迎。毛泽东在《致陈毅》中指出:“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当代诗词与民歌紧密结合之日,当是新兴的中华诗词广泛传播之时。

诗词的创新应与世界文坛相结合。应当指出,在充分认识汉字汉语特色优势同时,还应承认汉字也有一定局限性。主要一是结构复杂,二是汉字属单音独立字,不能施行连写,三是字数太多,记忆困难。汉字究竟有多少?汉字数量的首次统计是汉朝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进行的,收录9353字;清朝的《康熙字典》收字47035个。20世纪已出版的字数最多的是《中华字海》,收字85000个。诚然,真正的常用字千数足矣,但这也不可避免地加重了学习负担。对于外国人,学习汉语更是困难,笔者曾接待过一位热衷汉语的外宾说:还头痛那些量词。一头牛,一匹马,一只羊,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人家统统“一个”了事。尽管我们的科学大师解决的中文输入法,但有些还要经过二传手程序,总不及拼音文字直接快捷。其实,古典诗词本是依靠规则断句的,分行排列和标点符号就是从西方学来的。就外国诗歌而言,也有浪漫、幽默、跳跃、潇洒、狂想等特色,有些诗歌本身就是一首“狂想曲”,大有与中华诗词取长补短之处。随着经济与科技的交流,国外语言对我国文字也在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其实,音乐“卡拉OK”“VCD”;医学“B超”“CT”……,早已出现在我们报刊字里行间。笔者作有一首词《浪淘沙·体检》:“整体面医生,不隐私情。衷肠炽热B超屏,宽阔胸怀C T影,加减分明。   强弱几衰兴,坦荡平生。光明磊落一身清,随你批评毛病处,我自从容。”既有外文字母,又有“加减”术语,表示阳性阴性,其上阙有几分医学科普的影子,此首词被多家报刊转载,为编辑和读者认可。当前,越来越多的老外崇尚中华诗词;更有国内诗人借用诗词形式,翻译洋诗,中西合璧,别有洞天。随着诸多华人定居和出访国外以及中外多方交流,中华诗词已经在世界喜闻乐见;另一方面,可以预言,今后会有更多的国外字、词、意出现在诗词行列。我们完全有理由确信:中华诗词,是祖国奉献给世界的一部语言科学,是一部世界文化遗产!再这里,我谨和刘章先生共同呼吁:我国应该把诗词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申报!世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势必进一步推动诗词创新。喜看诗词走向世界,世界拥抱诗词!

最近,马凯同志为我们提出一个“统一名称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叫“传统诗词”为好,因为,诗词确实从文字到语言乃至音韵都是中华民族传统之精华。科学信息时代已经到来。我们一定要确立传统诗词的科学性,认识诗词发展的必要性,树立当代诗词的科学发展观。让我们共同努力,开创诗词大普及、大提高的新局面,迎接诗词大繁荣、大发展的明天。

附:

院士诗人王玉明评论:已拜读,很好,再细品

刘庆霖评论:文章站得高,看得准,说得透,很好!文中引用我的论点,我无意见。

刘章评论:文字有根有据,有说服力。写诗词,读诗词;又研究诗词发展,双轮并进,可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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